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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新媒体“标王”诞生之时,谈谈纸媒的困境与出路

在新媒体“标王”诞生之时,谈谈纸媒的困境与出路

最近,在大洋彼岸的美国,两条关于纸媒的新闻交相呼应,折射出这一守旧行当的两个极端面相:其一,今年普利策奖名单中,传统纸媒(更准确地说是报纸)包揽了绝大部分奖项;其二,美国职业资讯网站 CareerCast 发布了今年美国最差和最好的工作榜单(根据环境,收入,前景与压力四项工作指标), 报纸记者连续两年被评为美国最差的工作,排在第二名的是伐木工。

新闻学者迈耶在《正在消失的纸媒:在信息时代拯救记者》一书中,煞有介事地为纸媒定下了确切的死亡日期——“ 2044 年传统纸媒将走向消亡,确切地说,是 2044 10 月,最后一位日报读者将结账走人。”——如今看来,这个 deadline 浮现出一丝迂腐,哪里用的了那么久,你得承认,尽管不易博得专业评委的厚爱,但就信息品质而言,所谓新媒体也早已度过初登舞台时的草莽阶段。

今天不妨谈谈传统纸媒的困境与出路——在中国“新媒体标王”诞生之时,谈论这个话题倒显得格外应景。

从最实际的角度,无论美国还是中国,传统纸媒记者收入并不诱人,收入中位数通常低于白领阶层——这也意味着, 在基于自由意愿的市场环境中,若你相信成本与代价更能解释个人选择的真相,那么,这盏长久以来照耀在媒体行业的聚光灯其灯源一定来自别处,比如被赋予的荣光。

我个人觉得,在某种更接近本质的意义上,媒体可被视为人类“八卦”本能的放大器,是当人类扩充协作体系之后用来识别“异己者”的专业机构,这些认证和识别机构理所应当被赋予“第四权”的美誉,而这也正是所谓“新闻理想”的原始模样。

而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时代,这种很难量化的摇摆舆论的权力确实很大,甚至如段永朝老师所言:“传统媒介的存在形态、组织模式、运转方式,以及在事关意识形态时的论辩姿态,无一不显示出对‘确定性世界’居高临下操控与建构的图谋,而这一图谋恰恰显示出,现代媒介是商业社会权势集团、资本主义政党政治合谋的最佳伙伴。用哈贝马斯的话说,资本主义公共空间的衰落,实质是媒介和大众批判意识的丧失。”

但无需赘言,互联网时代,当信息充分流通,每个人都是内容生产者,整个社会自下而上地识别与辨认,从而稀释了媒体机构权力的浓度——曾被赋予专业人群的权力瓦解于个人细碎的声音中,它们有的弱如蚊叮,有的声如洪钟,这个时候,再用“情怀”甚至道德装扮这个行业,就显得非常可疑。

事实上,至少在我看来, 通常而言,要求某一特定行业“道德水准”高于其他行业本身即是极其不道德的。某种意义上,这种高要求和“产权边界”有关。 看到知乎上的一个观点:产权不明晰的地方往往呼唤道德。譬如在公有道路上开车,谦让成为道德;在没有明确产权的公交座位,让座成为道德。“公众属性”浓重的媒体行业亦如此,这也成为“强迫”其道德水准高人一筹的理由。

但就像经济学专栏作家酸汤鱼所言:“一个职业群体在一个开放的商业社会中很难具有道德的‘有界性’ —— 也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比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高很多或者低很多 —— 这是因为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造成的,比如,一个人被社会要求具有和其经济利益不对称的道德付出,那么这个人就会想到离开这个职业。这种职业的‘有界性’可能只存在于黑社会成员中,因为这个行业就像佛家所说的无间道,进去了就出不来。”

那么问题来了:传统纸媒的出路在哪?一个可以肯定的回答是:在“一切皆媒体”的模糊边缘化之下,从生产到分配, 传统媒体将不再是一条独立产业链,而会溶解在其他产业之中,成为价值链的一环。媒体所要争取的,即是争取成为主导的那一环。

譬如与进入资本时代的影视行业嫁接。举个例子,不久之前,出自《时尚先生》旗下 Esquire 实验室的特稿《太平洋大逃杀》被乐视买下了改编权,毫无疑问,这篇被刷屏的文章框架本身即与剧本颇为相近,从而让一篇一万字左右的报道收获百万级收入,成为媒体组织向“内容服务商”演变的一个好案例。

当然你可能会问,那些严肃的深度调查报道是否将日渐式微?确实,在过去单一链条的媒体业,动辄一个多月生产周期的调查报道要担负巨大成本,但在我看来,当媒体获得商业资本注入之后, 你完全有理由相信媒体之间的互相制衡内嵌在商业竞争之中,从未不必为这种监督冠以情怀之名。 我觉得这样其实也不错。

哦,最后想说,就好比我们怀疑的是婚姻而不是爱情,传统媒体的衰落并非从业者本身的失败,若你是这个行业的年轻人,以独立匠人之心磨炼手艺永远是正确的,不要像那些慵懒的前辈们一样。

李北辰 / 文(知名科技自媒体,致力于为您提供文字优雅的原创科技文章;微信公号:李北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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