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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经合:到硅谷淘金,中国VC该如何叫板“地头蛇”?(上)

科技领域,此时正是跨境投资的好时机。但中国 VC 机构,到美国硅谷投资、淘金,和新锐 VC  Andreessen  Horowitz、老牌 VC 红杉叫板,你敢么?

此后 3 个小时,是我们对话的时间。这天上午,天很蓝。在三里屯的北京办公室,美国中经合集团合伙人刘勇坐在我的对面,话语飞速,逻辑飞扬。

5月17日 他们完成了中经合第八期基金募集,超额认购总额近 1 亿 7 千 5 百万美元。作为美国首批跨太平洋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之一,中经合成立于 1996年。在北京、台北、旧金山均设有办公室,投资美国硅谷项目已有 20 余年,聚焦美国科技行业、健康医疗领域的投资。过去 20年 间,中经合已投资超过 300 家早期创业公司,并已有 80 多家企业通过上市或并购成功退出,投资组合中的部分国内知名案例包括创新工场、分众传媒、爱康国宾、个推等。中经合由董事长刘环宇坐镇,这里曾经走出了经纬中国的张颖,也走来了曾主导联想、百度海外投资并购的刘勇。

“2002年 到美国攻读计算机专业,曾主导联想集团、百度针对海外高科技公司的投资并购,担任开放创新网络 SVTech 管理合伙人以及联想之星、赛伯乐硅谷投资顾问。”

现在,刘勇对我说:“给你预留了充足的时间。”

“那我们们就来聊聊那些跨境投资的事情吧。到别人的地板上,和新锐 VC  Andreessen  Horowitz、老牌 VC 红杉叫板。”

科技领域:跨境投资正当时

 问:从过去到现在,跨境投资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?

刘勇:我们倒过来说,不管是从硅谷还是中国,最近的科技趋势,我们认为未来 5 到 10年,甚至是 15年 的周期中,最重要的创业投资,包括创业和创投的机会在于技术创新。

因为现在我们看到,在各个领域都存在特别重大的技术创新突破的特征。在 TMT 领域,机器人、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的创新,还有大量让人匪夷所思的发明,比如 AlphaGo 能战胜世界的围棋冠军、Boston Dynamics 行走的机器人,其走路的姿态、稳定性超越了一般人。在医疗领域,诸多癌症治疗的药物在取得突破,大量的基因修改、基因编辑、基因消除,这些领域对人类整个自身产生重大的革命性的影响。在新能源领域,我们看到不止一家 VC 在支持核聚变公司在美国突现,非常具有影响力。

这些突破目前在实验室,在技术层面。但是未来 5 到 10年,很可能会在商业层面产生重大的新、科技大趋势,催生新的商业机会。

其次,对于跨境投资而言,技术创新有一大天然优势,即它可以穿。因为它本身的技术属性,不带有更强的政治或者是民族、语言文化的色彩,所以它能相对容易的穿透这些越社会、文化、国家的壁垒。

以往的跨境投资是怎样的?10年 前,YouTube 在美国出现了,我们跑到国内复制出一个土豆网,把美国的一些先进模式复制到中国来做。

它跟今天跨境投资的本质区别是,我们现在正在用资本的力量,来实现跨境投资。我们在美国投资相关领域的技术创业公司,把它带至国内,在国内落地成立合资公司、子公司,然后用人民币基金再去投资,直接把这个创新的结果拿至国内,作用于中国市场,在中国的实体可以在国内谋求上市和退出,这是一个直接的资本操作。

另外一种跨境投资就是中国资本引到美国去,即中资出海。当然,最近这半年,我国外汇管制趋严,中资出海相对困难,但未来不会一直如此。

海外募资:多方募集,给后续战略服务打下基石

 记者:作为一家新成立的 VC 机构,想到美国进行跨境投资。在募、投、管、退四个方面,可以借鉴国外 VC 机构的哪些经验呢?比如说咱们先从募集资金来说。

刘勇:我以中经合为例子来阐述吧。在募集资金这一方面,中经合很有特点。中经合第八期基金是我们刚刚完成募集的,盘子是 1.75 亿美元,有 96 个 LP。这个数量相对来较多。很多基金比我们的规模还大,但其投资方可能就只有 10 个。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?首先中经合 20 多年的投资策略有几个特点,早期、跨境、服务型。

早期投资阶段包括种子、A 轮和 B 轮。服务型是指,我们的跨境不是让这个公司简简单单的回来,而是帮它在中国对接资源、资金。所以在这一情况下,我们尽可能增加我们具有战略资源的 LP 的数量,不单是为了他们的钱,更多的是为了他们的资源,通过我们的 LP 绑定到我们的基金平台。

募资的来源方向很多,有美国的、中国大陆的,香港的,台湾的,欧洲的,基本上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,涵盖各个行业领域,尽可能的保证我们被投企业从方方面面被照顾到。

现在硅谷大量的小型基金开始谋求到中国来募资,也是同一个道理。

硅谷投资:要不断在赢家身上下注

问:那么在投资这一领域,有什么经验可以介绍?

刘勇:投资并无太大区别,大家都是一个套路。一般而言,投资会有几种方法:一是深耕自己的项目源。如何深耕?比如深入校园。以中经合为例,我们在美国与伯克利、斯坦福、旧金山大学等大学合作,或是校方创新创业机构,或是学生的创新创业组织,其方式有赞助、演讲、培训等。在国内,我们最主要的合作方是清华大学 X-lab。

在美国我们的另一种方法是:与 Andreessen Horowitz(安德森·霍洛维茨基金)、 Sequoia(红杉)等美国主流投资机构合作。其方式可以是他们领头,我们跟投。但是为何领投放愿意我们的资金参与呢?因为往往在某一轮投资中,我们是是唯一具有中国市场战略资源的投资方,其他的均是美国本土 VC。我们有很强的中国战略资源的关系,他们也愿意让我们进来,以备将来这家被投企业要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,至少有一个投资方可以帮助所投企业进驻中国市场。

第三种方式,依靠自己的人脉。VC 的合伙人,其圈子里有很多潜在的创业者,他们或是大公司高管,或是斯坦福的教授,或是大型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员。这些人当下可能不在创业,但是当他一旦选择要出来创业,他第一个找的人是谁很关键。他如果第一个找的人是你,那么你就很可能是当地硅谷特别知名的一些投资者。当你能形成这种光环,这种力量的时候,你做这个行业就会做得特别轻松。

虽然这种方式相对更难,但是好的 VC 机构中,其关键合伙人均有此能力。

第四种是与孵化器的合作,但是这种投资效果相对较弱。因为孵化器的 Demo 给所有的机构都会去,或者很多的机构都回去。那么再好的项目,当大家同时看到它时,就存在一个价格的问题。什么叫好的投资项目?不光是它本身要好,关键是价格要合适。当一个项目价格贵的时候,它再好也不算好,因为投资人永远是收益和风险的比例决定了他的投资价值。

所以最顶尖的 VC 是什么?在自己的周围有一个特别紧密的小圈子,这个圈子里包括其他顶级的 VC,包括顶级的创业者或者有高潜的创业者,大家互相来支持帮助。一个小圈子成功,让里面参与的每一个机构,每一个人都成功,这是最理想的状态。大部分机构在硅谷也好,在中国也好,都达不到这一点。

问:在投资美国硅谷企业,作为一个新进驻的 VC 机构,如何时取得更好的成效?在投资阶段上,开始应该更加聚焦?比如更加聚焦于早期,还是需把这一投资战线拉长?有部分投资机构,其投资从早期延伸至中期,pre-IPO、上市定增。

刘勇:一方面这取决于其资金量。如果其资金量巨大,必然要往后投。但是如果仅仅往后期阶段投资,有时,成本会比较高,所以有的大型基金,他会分一部分钱出来投资重点领域,并在再往前延伸一个阶段。以中经合为例,我们重点投资的其实是 A 轮,但为什么还要投种子轮、天使轮或者 Pre-A 呢?就是因为我们想更早的锁定,以便我们在 A 轮能用一个相对低的成本去投他。如果等至 A 轮再去投资,其他 VC 机构同时竞争,那时这一估值会被炒得很高。

有一点,需要特别说明。很多天使投资人、天使机构只聚焦于 Pre-A 以前的阶段,其实有点问题。VC 想要赚钱,一个重要原则是,你要不断把钱投到那些看上去会成为赢家的公司上面。有一个重要概念叫做 pro-rata(同比例跟投)。就是说我在这一轮投完之后股本比例占 10%,当这一公司在下一轮融资时,我有这一权利,再放进足够的钱,在下一轮的股本比例依旧保持在 10%。

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保证在成功项目上可以持续跟进、赚的更多,同时也为了始终拥有对于明星项目的话语权。初创公司的每一个投资方都拥有知情权,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投资方都拥有董事会席位,对于一个明星或者超级明星项目,所有投资人都希望可以持续追加投资以获取更多回报。但如果你手中筹码太少的话,在后续轮各投资方的利益博弈中,你可能第一个被要求退出。

不断在赢家上下注,是 VC 基金一个必要的方法。仅仅聚焦于天使阶段的基金挣的钱其实并不多。

“管”:以 BD 导向型为主

问:募投管退,在 “管” 这一层面,作为新的 VC 机构该向美国 VC,借鉴什么?

刘勇:当下,美国在 VC 行业正在发生剧烈变化,甚至是颠覆性的变化,传统的像红杉、KleinerPerkins 等排名已经很靠后了,现在排名靠前的 Andreessen  Horowitz 这类新型 VC 都有一个特点,他们更加注重对中早期创业者的后续服务,为其提供资源的对接。

服务型的 VC 在主动的创造价值。你主动创造价值,必然会体现在这一公司的估值中。也就是说,服务型的 VC 带来的一点就是加速被投企业估值的增长。最好的例子是什么?当年某位投资人投了 Oculus,通过其一系列的主动服务,从 A 轮融资到卖给 Facebook20 亿美元  仅用了不到 1年 的时间 。传统退出可能要三到五年,他只需不到一年。为什么如此迅速?因为他提供了主动服务。

问:其实,这种做法是双赢的。

刘勇:对,完全同意,是双赢的。我加速你成长,我加速退出。虽然以前投一个公司,VC 要等他成长五至八年经过 IPO 才能退出,但现在不需要了,两年也能退出。VC 行业要计算 IRR(内部收益率),内部收益率最主要的决定因素,除倍数以外,另一重要因素是在多长时间内达到这一倍数。两年挣十倍,比五年挣十五倍更有效率。加速资金的流转,让整个 VC 公司的管理平台更具有盈利性,这就是服务型 VC 最本质的。为什么要做这件事,这是最本质的。

问:如何才能做好一个服务型 VC?

刘勇:想做好一个服务型的 VC 基金,那首先商务拓展(Business Development)里面必须有很资深的 VC 出身的合伙人,这点特别关键,

国内大部分 VC 是没有的。硅谷现在最火的一些新兴的以 Andreessen Horowitz 为代表其投资的 VC 机构,其投资合伙人还不如做 BD 的合伙人多。把机构想象成一百人团队,投资团队只有三、四十人,背后有一个更庞大的投后服务团队,尤其是 BD(商务拓展)团队。

美国最顶尖的这些 VCTeam 和中国的相对顶尖的 VC Team,我们去看他们的团队的构成,一个重大的区别就在这里。我们要想往这个方向走,还有很大的提高的空间。

问: 美国 VC 机构的 BD 人士,他们原来多是从事的科技企业工作么?

刘勇:在硅谷,肯定是科技企业为主,很多这些 BD 合伙人之前都是大企业的高管。当然也有其他领域的,比如医疗健康产业、文化创意产业。

问:我能否说,担任 BD,与投行出身的人士相比,从事 IT 的实业人士更具有优势?

刘勇:整个团队建设要平衡。你想像,一个足球队全是前锋是没有用的,全是守门员也没有用,必须有前锋,有中场,有后卫,有守门员。一个现在最新兴的服务型的 VC,或者是 BD 导向型的 VC,都有一个完整的团队,这不是说谁比谁更出色。谁都不可或缺。

退出是一件自然而然之事

问:退出是否有经验可循?

刘勇:你把服务做到一定的程度,做到一个极致就是退。因为所谓的退,美国市场其实清楚的数据了,10%的退出依靠 IPO,90%的退出依靠并购重组。

因为公开市场哪有这么多公司让你上市?有很多创业公司的模式是不足以支撑一个上市公司。但是它又有一定的价值,它可以被人收购。所以退是管的一个自然的延伸,管到最后就是退。

问:在中国,按照美国这个标准,比较难实现吧?

刘勇:你说得特别对,美国大公司愿意花钱去买,不管是买这家小公司还是买它的技术,买它的产品,授权它的东西,。中国的大公司愿意花钱的少,愿意去复制,去模仿,去拷贝的多,这是特别重大的差距。也就是说归到一个概念上,我们叫 Open Innovation,那中国的创投环境就跟硅谷可以比了。

问:其实我也可以说,中国的 VC 想要发展成美国那样,尚待时日。

刘勇:这不是 VC 产业的问题,这不是 VC 行业的问题,这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,VC 只是这个生态环境里面很小的一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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