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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妖魔化的“黑客”

“hacking这个词就像女权主义。它已附带了太多包袱。”

凯尔•利明(Cal Leeming)曾告诉我许多关于银行安全漏洞的可怕事情,然而上面这句话让我尤其难以忘怀。他并未称自己是一名黑客——尽管他几乎是人们对黑客固有印象的完美化身。面色苍白的他性格内向,拥有与生俱来的技术天分。他曾因窃取信用卡资料而入狱。如今,华丽转身后的他运营着自己的安全公司。他把自己称为一名软件工程师。

上世纪50年代,“hacking”一词最早出现在与麻省理工学院(MIT)一个电脑俱乐部有关的语境。当时它只是指鼓捣电脑,带有荣誉勋章的涵义。然而,上世纪80年代,当媒体开始报道“hacker”(黑客)时,其语境通常是犯罪行为,这种联系已经固化。有那么一段时间,曾有人企图将黑客和“溃客”(cracker)区分开来。由黑客转型的科技报道记者J•M•泼卢浦(J M Porup)在Motherboard网站上撰文写道:“那些安分、守法、爱动手做东西的编程者自称黑客。我们说,黑客是做东西的,而溃客是砸烂东西的。”不过,这种区分往往并不被人认真对待。

正如软件开发者科里•休恩(Corey Thuen) 2013年在与前雇主的纠纷中所发现的,自称黑客甚至可能会有危险。爱达荷州地区法院(Idaho District Court)下令没收并复制休恩的硬盘作为证据,这是相当严重的剥夺隐私行为,并不是常见的司法实践,而其理由之一就是休恩自称黑客。

法官写道:“法庭做出决定的关键要点,源自被告——用其自己的话来说——是黑客的相关证据。通过以这种方式标榜自身,他们实质上已宣布自己拥有必要的电脑技能和意图,能够在公开发布相关代码的同时,隐藏自己在这一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。”

该案最终以庭外和解收场,然而那种自称黑客就隐含着某种罪恶意图的观念依然令人不安。当我在英国《金融时报》“当高科技遇到资本”(Tech Meets Money)的Facebook群里问到有关hacking的问题时,人们的看法各不相同。伦敦企业家丹尼尔•普里斯特利(Daniel Priestley)表示:“这个词暗示着快捷和廉价,无视惯例或规则。有时候这很不错,有时候就不太好了。”

最重要的是,如今“黑客”是个令人迷惑的词汇。从窃取信用卡资料的俄罗斯犯罪团伙成员,到网上政治活动人士,以及鼓捣电脑的14岁孩子,都是“黑客”,然而他们每个人做事的动机和手头拥有的资源极为不同。

与此同时,企业举办“黑客日”(hack day)和“黑客松”(hackathon)之类的活动,其间借助“头脑风暴”捕捉业务上的创意;女性杂志的提示技巧栏目已被重新包装为“生活破解”(lifehack);而那些过去被称为广告主管的人如今自称“增长黑客”(growth hacker)。

“为美国编程”(Code for America)社区组织总监凯瑟琳•布雷西(Catherine Bracy)甚至提出,任何人都可以成为“公民黑客”,帮助政府为民主体制重新注入活力。按照这样的定义,发明家、美国的开国先贤之一本杰明•富兰克林(Benjamin Franklin)就是典型的黑客——尽管在他的年代这个词的含义和砍树有关。他从来不申请专利,因为他认为人类所有的知识都应该免费。简言之,“黑客”一词的含糊程度令人发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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